2015年起，他指使下属采取虚构工程项目的方式，伪造工程合同及验收报告，并令人冒用他人身份先后注册成立了两家“皮包”公司，专门用于虚开建筑类发票，总共套取财政和扶贫发展专项资金518万余元，其中扶贫资金90余万元。在套取资金的同时，他还以乡财政资金困难为由，13次从乡代理办违规挪用村级集体资金和村民互助资金435.2万元，其中最多一次，挪用资金高达80万元。

前述分析人士认为，兰州对政策的调整，更应被视为一种纠偏，通过对政策进行微调，使之更为符合当地市场的现实。且从限售政策的强化可以看出，兰州仍在坚持调控的底线，即对于炒房行为零容忍。

《"三条红线"高悬 规模房企业绩增速或进一步放缓》1月3日，记者在湖南湘西花垣县采访监察委时，正好遇到有人前来“自首”，记者在征得当事人和花垣县监察委同意后，当事人李明（化名）表示愿意现身说法，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诫与自己有类似经历的人，早日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