她遇到不少这种情况，“这就使家长陷入两难，有些受害者是留守儿童、困难家庭，这笔钱对孩子生活会有所帮助，但拿了钱家长就要出具谅解书，但这种伤害没法谅解，孩子和家庭的尊严怎么办？家长因此又不情愿。如果法律明确精神损害赔偿，家长就不用迈这道坎。”

吃不吃狗肉是观念之争，估计再争许多年也难有定论。但是为了“哀悼”一条对公共安全构成威胁的狗，而人肉他人、围堵驻京办，则是明明白白的错误行为。事实上，没人故意跟狗过不去，普通人与“爱狗人士”的观念差异仅仅在于——普通人认为，任何时候人权都高于狗权；而某些“爱狗人士”则把“狗权”拔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。有时愤怒过于猛烈，更对他人的安全与健康视若无物，也对法律缺乏敬畏，这就欠妥。

《多地将开启“天寒地冻”模式 评：让关爱更暖心》这次会议后不久，杨朔因与作协主要领导难以合作，1962年初离开了作协，调到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工作。